最好的新闻摄影照片 | MoMA摄影史
© Gordon Parks
《MoMA摄影史》（Photography at MoMA）依托现代艺术博物馆丰富的摄影藏品，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连贯、独特且全面的摄影史。它由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第五任主任昆汀·巴耶克（Quentin Bajac）主编，参与编撰者包括：MoMA摄影部的助理策展人露西·加伦（Lucy Gallun）、罗克萨娜·马可奇（Roxana Marcoci）和莎拉·赫尔曼森·迈斯特（Sarah Hermanson Meister）以及加拿大小说家、视觉艺术家和设计师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
《MoMA摄影史》共有三部，按出版时间依次为《MoMA摄影史：1960年至今》《MoMA摄影史：1920—1960年》与《MoMA摄影史：1840—1920年》，分别于2015年、2016年由MoMA出版社出版。此三部曲延续了昆汀·巴耶克一贯主张的国际视野，打破了美国摄影大一统的历史现状，强调摄影的跨媒介、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摄影史的研究路径。南京艺术学院曹昆萍副教授和戴丹副教授带领摄影专业硕士研究生组建翻译团队——南艺翻译小组，历时数月，通力协作，目前完成了《MoMA摄影史：1920—1960年》和《MoMA摄影史：1840—1920年》的翻译工作，正在翻译第三部。我们希望通过译介三本书，为广大影像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在翻译实践中，囿于文笔和见识，译文中难免存在一些瑕疵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此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瑕。最好的生活
文 | 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译 | 郑德馨 徐欣 黄梅
1973年，时代公司（Time Inc.）出版了一本大开本精装画册，名为《最好的“生活”》（The Best of “Life”）。这本书列入了近700张从《生活》（Life）杂志档案中摘录的照片，这些照片可追溯至1936年创刊之初。1973年，《最好的“生活”》被评为年度圣诞礼物，到了1975年，它几乎成为北美中产阶级家庭必备的桌上读物。书中那些彩色和黑白照片让读者见证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盛大游行。一遍遍翻阅《最好的“生活”》会让读者感觉自己成了伟大事物的一部分，而翻看《MoMA摄影史》（Photography at MoMA）中的照片，则会让读者感受到社会进步的轨迹，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与群体的一员，感受到比自己生命更长的时间跨度。
本文展示了53张照片，它们皆拍摄于1920年至1960年，专门用于印刷媒介，这使得这些照片不同于纯艺术摄影。这些照片的诞生就是为了走向世界，从而谋求收益——这确实奏效了。即使瞟一眼这些照片的背面，也能发现有好几张照片在首次公开后的几十年里，被多次重新发表，且往往出现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有些照片你可能曾经见过，有些照片虽然未曾看过，但一见如故——或许因为它们都遵守一种大众摄影的风格，这种风格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Martin Munkácsi
© Anthony Camerano / Associated Press
21世纪，当我们再回顾这些照片时，新工具又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首先，这53张照片不再以实物印刷品的形式寄送到家里，而是通过光纤、铜线和卫星以PDF文件的形式发送到电子邮箱。打开文件并向下滑动，我可以在3秒钟内快速浏览所有照片，前后左右，以每秒20张的速度翻阅。频闪的图片十分催眠，这或许就是翻书的技术演进；倘若时间旅行有可能实现的话，它的体验肯定类似于这种高速PDF阅读。
一分钟之后，两个特别的想法悄然出现。第一个想法是，这些照片中的人（除了那些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年轻人）都已衰老，甚至故去，但这些图像仍如此清晰干净。这种现代性与衰老过程的对抗，以及柯达相机与死亡的对抗真是奇怪。我们都会在这个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中衰老死去，然而现代性只会从我们身旁掠过，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干净明亮。我在想这些照片是多久以前拍的；我现在已经多大（五十四岁）；多久之后自己会成为照片中的逝者，默默潜伏于云层中，直至太阳变成白矮星。第二个想法是关于20世纪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每年各大杂志（尤其是《生活》杂志）都会推出“图片年鉴”（出于编辑需要，每年的照片都会神奇地结束在11月）。1970年、1980年和1990年，我们都推出了《照片十年》（The Decade in Pictures）作为福利，后来又推出了《世纪之照》（The Century in Pictures）这枚重磅炸弹。接着我们就离开了安逸的20世纪，进入了21世纪短暂的骤降阶段。《2010：照片十年》（2010: The Decade in Pictures）无人问津。十年不再让人觉得特别。这些图片年鉴似乎成了老一辈人才会收藏的东西。总之，这些图片已经正式成为“历史”。而我确信当摄影师们知道自己的作品出现在博物馆里，可能会略感惊讶；而当他们得知自己的作品在艺术博物馆展出，可能会更惊喜。© Robert Capa
仔细翻阅这 53 张照片，我注意到一张几年前见过的照片，即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西班牙士兵之死》（Death of a Loyalist Militiaman, Cerro Muriano, Córdoba Front, Spain，1936年9月5日）。我从PDF文件中截取了一张小图，将其拖入谷歌图片（Google Images）搜索框，在不到1.35秒的时间里，就得到了这张照片的历史资料，以及几十万字有关卡帕职业生涯与生活的文章，其中一些言简意赅，另外一些则言过其实。而在eBay搜索栏中输入了这张照片的名字，结果出现了数百本有关卡帕的电子书和印刷品，价格从4950美元（一张来历不明的照片）到4.67美元的平装传记不等。我还在谷歌图片中看到了相同的图片（只是尺寸和色彩层次不同）、相似的图片（如果你眯着眼看这些图片，你会觉得它们和卡帕的照片很像，并且同样涉及战争）以及同名的图片，这些图片和卡帕的照片类似，但与卡帕无关。
也就是说，这张卡帕的图片有着庞大的网络痕迹，正如我的PDF文件和本节中的许多其他照片一样。这些照片的延续让我觉得人类曾创造出了比如今更浓缩的历史形态，仿佛《生活》杂志的一张照片抵得上30亿张图库照片，那些照片里快乐的模特吃着完美无瑕的番茄。
© Keystone View Company
© Times Wide World Photos
然后我开始思考《最好的“生活”》中的照片，思考它们是如何出现在这本书里，以至于后来成为经典甚至品牌。通过版权监控机构庞大的基础建设，每张图片（每个品牌）都受到监管并保持盈利。我感受到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份量和它们带来收入时的动静声。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照片的确不遗余力地创造收入，甚至很多照片仍在发光发热。正是因为版权链，一些摄影师才有了充足的退休金。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共”（public）的含义发生了改变。20世纪60年代，公共摄影领域几乎完全被专业人士占领，他们的设备比业余爱好者的简易相机复杂得多。这些专业的照片被提供给报纸、杂志和通讯社（通常没有其他摄影师的竞争），并被读者广泛消费。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经说过：“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Liz Taylor）也喝可乐，想想看吧，你也能喝可乐。这就是可乐，再多的钱也不能让你比街角流浪汉喝到更好的可乐。”[2]从这个意义上说，前数字时代的中产阶级几乎享用着相同的图像，这也催生了一套相当标准化的视觉参考。当时不存在“转发给其他人”或“点赞并转发”的选项。但是我们不妨假设当时的每个人都看到了相同的图片，无论这个人是在饮水机旁，在家庭圣诞晚餐上，还是在洛杉矶的泳池边。在某些情况下，一张图片能够成为整个事件的缩影：比如卡帕的照片代表了西班牙内战，德米特里·巴尔特曼茨（Dmitri Baltermants）的《悲伤》（Ogorcheniye，1942年）代表着苏联战争。有人可能会说，公众可以获取的照片十分有限，这也是本世纪社会融合的原因。这些照片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社会形象，反过来又对社会起着同化作用。1957年，乔治·塔姆斯（George Tames）拍摄了两个非裔美国孩子去往一所曾经全是白人的学校，这张照片令人心碎，却清楚描绘了他们向着这个充满抱负的、趋同的、没有种族隔离的社会迈出了一步。© Weegee
维吉（Weegee）的《科尼岛》（Coney Island，1940年7月22日）展现了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成千上万人涌入科尼岛，就好像在说：美国是个好地方——快来加入我们吧！而美联社的照片《艾瑟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在去纽约坐牢的路上》（Ethel and Julius Rosenberg on Their Way to Jail in New York，1951年3月29日）又像是在说：如果你是间谍，那就得去坐牢。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些照片被夹在《生活》杂志经过完美修饰的产品广告页当中，比如美国人喜欢的佛罗里达橙汁、罐装意大利面和雪地轮胎。各方都成为了受益者。
由于相对缺乏各种令人信服的历史事件照片，再加上公众对此类照片的渴望，《纽约时报》这样的强大媒体机构以及《时代》（Time，成立于1923年）和《新闻周刊》（Newsweek，成立于1933 年）这样的大众传播杂志应运而生。它们又催生出针对偏离社会规范的照片的事实审查机制。在这段历史时期，边缘的存在很少得到承认。© U.S. Army Air Forces
© Dmitri Baltermants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公众体验。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或许美国人最同步的体验就是在1932年2月同时收看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M*A*S*H）的大结局。今天的照片是实时的，是全球性的，是公众而非文化产业创造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东西。诸如，一场内华达沙漠的火人节或巴雷特-杰克逊汽车拍卖会过后会产生无数照片，任何人上网就能看到。2002年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影响了长期以来的消费者关系，比如电影公司与购票大众之间的关系。即使它没有颠覆长久以来的权力关系，也无疑突出了其中的不平衡，例如警察的话语与公民拍摄的视频之间的对立。好奇的人能在众多网站上看到血腥的战争场面。体育迷们有数亿小时的库存录像可供观看。
由于32亿网民的存在，如今供公共消费的图像无处不在。我们目睹了人类将其里里外外都倾注于网络世界。如果说过去的公共摄影是指为了满足大众而专门拍摄的图像，而我们现在生活的时空有数十亿张大众照片，其中任何一张都可能拥有类似的力量。摄影已经成为概率事件，大众观看体验的最高褒奖不再是将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而是获得病毒式的传播：闭路电视监控中空客轰炸机的模糊图像；俄罗斯行车记录仪中的陨石撞击录像；嵌有C4炸药的运动鞋的安保X光照片。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但谁知道哪张照片会走向世界——是两个男人背着背包走向足球场的照片？还是一对即将死于无谓车祸的可爱少年的脸书（Facebook）图片？上世纪中叶的摄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聚焦于记录战争以及后来的民权运动，但如今的摄影就如同往老虎机里放硬币。个人及其图像从未被如此广泛地分享，但是其独特性也未曾如此难以捉摸。© Robert F. Sargent / U.S. Coast Guard
如果本文中的照片拍摄于今天，它们还会有同样的影响力吗？这样的想法有点缺乏可比性，因为它们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并且反映不同的事件，但如果不出意外，它们肯定会有更多竞争对手。那些照片会像现在这样著名吗？那些照片还会为摄影师带来收入吗？那些照片还会成为“模因”（memes）吗？
每个人似乎都对“模因”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地说，当一张照片获得病毒式传播，摄影模因就此产生，并成为多种对话（dialogue）的基石：政治愤慨、戏谑恶语，或未成年人的蠢话。一位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朋友告诉我，一年级学生的作业是创作一张能引起病毒式传播或成为模因的图片，该作业项目的成绩将由图片的传播范围决定。在我看来，这个创造摄影图像的理由似乎有些奇怪，但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个理由可能都会存在。供公众思考的事物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顿午餐、一块不寻常的井盖、一朵形状古怪的云。追求病毒式传播未必意味着追求新闻或艺术，也可能是为了让其自发地创造出能够迅速成为权威的图像。恰好，这也是《生活》杂志的目标之一。所以说， 21世纪的模因摄影或许就是20世纪的成功摄影。只是有些许变化（Plus ça change）……不过，在摄影师的心目中，这些对话的确是不同的，所以可能终究不是一回事（la même chose）。© Times Wide World Photo
© Ernie Sisto / The New York Times
1940年的摄影师会说：“天哪，战争真是可悲。我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2016年拿着苹果手机的人会说：“好的，得水平拿着相机，别像上次那样垂直拿着了。前景中的树枝是什么？随便吧......反正我会在PS中去掉它。呃......这里有一点血渍。这可能会减少点赞数。我可得绕开它。”1940年的观众会说：“哇，我感觉自己就置身其中。天啊，战争太痛苦了。这张照片说明了一切。”2016年的观众会说：“呃，酷。下一个。”这里有二战前、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的照片：二战前欧洲原始而古老的力量体现在满是烟尘的封闭商店里；战后的欧洲主要以废墟和集中营为代表。这些图像将其暴露无遗。几乎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事情都会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但对于当代西方人而言，很难想象一场战争会涉及地球上所有人类，持续6年，让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这些似乎拥有被摄者灵魂的照片，在政治上有助于形成共同意志，这是宣传所不能做到的。卡帕拍摄的西班牙内战照片非常杰出，尽管一直有传言说它是伪造的，但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死亡时刻，类似于虐杀图片，正是这种严酷性强化人们对这场战争（美国并没对其广泛报道）的认识。© Arnold Hardy / Associated Press
© Roger Higgins / Associated Press
新闻摄影以其强大的力量加速了民权运动，这导致了不再可能从政治上粉饰种族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照片是1991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视频和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报道的前身；虽然没有那么轰动，但它们的催化作用毫不逊色。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等摄影师的作品，以社会正义感著称，他们的作品确立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的大体样貌和感觉，对揭示历史现实来说也很重要。兰格1942年的作品《去往旧金山大会中心的公交车》（Just About to Step into the Bus for the Assembly Center, San Francisco），拍摄于日裔美国人被拘禁之初，这一耻辱持续了整个二战期间。
民族主义是这些照片中另一个显性的主题。其中最主要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它们或公开或隐晦地充斥在照片中。其他照片也呈现出了其他国家的强烈意识：我们在蒂姆·吉达尔（Tim Gidal）的《慕尼黑啤酒馆》（Beer Hall, Munich，1931年）中，几乎可以闻到啤酒的味道，听见手风琴的声音；我们从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威尔士矿工》（Welsh Miners，1950年）中了解到的英国阶级，要比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任何小说中获取的都要多。© W. Eugene Smith
这里还有大量关于1930年至1960年间纽约公民政治的资料。其中包含了一些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的迷人照片，他曾三度担任该市市长，也是出色的演员，他凝视婴儿，砸碎老虎机，翻越栅栏，总是尽其所能地榨取大众流行杂志的新生力量。去吧，菲奥雷洛！
这里当然也有犯罪照片。即使到了3000年，每个人已住在月球上的太空舱里，我们仍然想要——不，是需要——打听当地谋杀、绑架或飞机失事的所有可怕细节。维吉格外纵容公众对砂砾和溅血的嗜好。但并非所有的摄影师都是专业的：1946年，业余摄影师阿诺德·哈迪（Arnold Hardy）拍摄了一张女子从亚特兰大温尼科夫酒店大火中跃出的照片，并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本精选集还提供了一些八卦小报的图像。作为人类，我们历来都是八卦小报的爱好者，真是令人羞愧（虽然不会令人不快）。车在坑里！哈里·霍迪尼（Harry Houdini）曝光假货！贝比·鲁斯（Babe Ruth）减肥！马戏团进城了！看那些盯着林林兄弟马戏团（Ringling Brothers circus）海报的孩子，他们如此专注于海报，这种眼神如今只有在他们看平板电脑时才会出现。你可以认为，现在与过去的唯一区别是，普通互联网观众一天接触到的小报图片数量，与1950年普通公民一年接触到的小报图像数量一样多。这或许证明了我们对无意义的渴求是不可动摇的。下一个吧！点击阅读原文，选购经典摄影画册